【作者按】
十五年前，愚笨的学生开始了吾华夏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并致力于文理双修，探索“知行合一”等儒家哲学融入理工科领域的进路。多年前有幸受到米兰理工大学的关注和正式邀请，得以在国际学界分享东方智慧融入理工科领域的一些思考。记得首轮学术座谈时，建筑系主任 Stefano Della Torre先生说“很高兴能邀请您来访问，之前我们只与北京方面有过学术交流，对于您的研究探索表示敬佩，欢迎您的到来。”欢快的交流中，Stefano Della Torre先生竟然知道我国古代大儒朱熹和王阳明，这让学生很惊讶，另外，建筑系对外交流主管Maurizio Meriggi教授和刚从北大讲学三个月后归国的Cristina Pallini教授（女）等，对学生带去的中国书法作品（好友书）如视珍宝。近十年过去了，那时的场景依然记忆犹新，最为关键的是，学生深深体味到吾中华传统文化的智慧魅力和世界影响力。时光荏苒，学生愈发认识到哲学思辨特别是中华传统文化底层逻辑密码的深奥，那必将是未来发展的重要助力源，中华文明的光芒正照亮着人类之旅程。
【正文】
人类文明的长河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犹如璀璨明珠，不仅沉淀着五千年的厚重记忆，而且凝聚着先贤深邃哲思与智慧，成为民族精神生生不息的源泉。传统文化学习绝非书斋里的单向传递，更需要秉持“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智慧。面对浩如烟海的典籍与深邃的文明成果，如何将传统典籍中的“修身齐家”理念融入生活，将“闻”的积累、“思”的体悟与“修”的践行融为一体，让传统智慧在现代生活中焕发新生，构建起完整的文化认知体系，始终是需要躬身探索的命题。
————无形之道：文化传承的体悟路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常被狭义地认为是知识的积累与记忆，然而，古贤于典籍中却深蕴着一种问学目标，即，真正的学问是“无所得”的“所得”境界。这实则指向了一个深层哲学命题：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关键不在于书本文字的掌握，而在于对“道”的体悟与践行。如，《道德经》中：“道可道，非常道。”这种无形之“得”超越了意识层面的感知，却难以用文字言语表述。《传习录》中王阳明先生曾言：“只记得，便不明得。明得以落于第二义。”此语道破了知识之知与德性之知的本质区别，即，前者是外在的、可言说的“迹”，后者是内在的、不可言状的“本”。这种对“本体与功夫互印互照”的追求，构成了传统文化学习的根本路径。
对“道”的体悟与践行体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经典诵读时的感悟，还是礼仪践行中的修养，抑或艺术修养中的审美，都是对“道”的感悟。不仅要学习知识内容和结构，更要去感受其中蕴含的内涵和意境，体会古贤的心境与智慧，通过不断地实践和反思，将文化智慧“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文而化之：知识之知向德性之知的递进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两种“知”，即知识之知与德性之知。知识之知，即，通过书本学习、他人教授以及一切可以用语言表述和文字记录所获得的知识，这是学习传统文化的基础，也是了解传统文化的大门。然而，知识之知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个层面，对优秀传统文化的理解将流于表面。德性之知即文而化之，需要通过明觉本体与反观涤心，也就是本体论与功夫论的途径来获得，这也是“知行合一”的真正意义所在。本体论关注的是对事物本质和存在的思考，功夫论则强调在实践中不断修炼和体悟。以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为例，“良知”是每个人内心本有的道德准则和智慧，但要将“良知”真正体现在行为中，就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省察，在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中去践行。
古贤有语“下学而上达，上达必在下学之中”，便深刻地揭示了两者的内在联系。知识之知是基础，通过学习各种文化知识，逐渐积累对世界和人生的认识；而德性之知则是目标，是在知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思考和实践，将知识转化为内在的智慧和品德。从知识之知到德性之知的过程，是本体与功夫相互印证、相互促进的过程，只有实现了这一转化，才是真正的学习。
————近现代新儒家的传承与分歧
近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在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传承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存在着一些分歧。如，牟宗三先生作为熊十力先生的嫡传弟子，继承并发展了宋明理学的“体用不二”思想，其“智的直觉”理论试图以哲学语言重新诠释儒家心性论，将“良知”提升为超验维度。这种“上达”的路径，牟先生开创性地提出“逆觉体证”功夫论观点，将其表述为“道德形上学”。
刘述先先生虽认同牟宗三的“逆觉体证”，却更强调“分殊”的现实意义，并援用程朱“理一分殊”概念，试图在现代化语境下为儒家伦理寻找实践路径。在当多数人已无力践行“体证”艰难工夫情况下，如何在“分殊”层面重建伦理实践，以现象学方法分析儒家“体知”，虽试图弥合中西哲学分野，成为其研究的面向。这实为对当代学者“功夫论”缺失的无奈回应，暴露出传统心性之学在现代语境中的困境。
————中西哲学中的“功夫”与“现象”
西方现象学（胡塞尔）虽强调“回到事物本身”，但其“悬置判断”的方法论与儒家“即事即理”的工夫论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追问虽触及形上，却因缺乏“功夫”实践维度，终究无法抵达儒家“天人合一”的境界。熊十力先生就曾批判过冯友兰先生将“良知”降格为比喻的失误，这种“降格”恰是西方分析哲学“去体用化”思维的典型表现，即，将本体论问题简化为语言分析对象。
儒家“体用论”强调本体与功夫的不可分割性，如，王阳明的“事上磨炼”既是功夫实践，也是体认本体的途径。这种“下学而上达”的路径，对于现代更具有特殊启示。在知识爆炸时代，人们常陷入“信息焦虑”，却忽视了“反观涤心”的必要。这正需要通过“无所得”的体悟，破除对知识的过度执着，回归“活在当下”的本真状态。
————德性之知的实践路径
新儒家的分歧，折射出传统文化研究的普遍困境：学习者多致力于知识之知的积累，却鲜有致力于德性之知的实践。将儒学降格为哲学史研究对象而忽视“工夫”实证性的倾向，在当代学术评价体系中尤为明显，即，量化指标推动着对典籍注释的“精细化”，而对“体证”研究却被视为“不可测量”。
德性之知的实践路径或在于回归“功夫论”的关键地位。如，牟宗三先生提出的“良知坎陷”理论，虽被某些学者诟病为妥协性论述，实则却暗含对现代伦理重建的思考，即，在保持心性本体的前提下，允许“分殊”层面的多元实践。这种“理一”与“分殊”思维螺旋化互映一体，恰为当代人提供了“由下学而上达”的阶梯。
————在“无所得”中抵达“所得”
诚如阳明先生所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这“明白”非眼见之所得，而是心性本体的自然显发，即为“真得”要义。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终究是“上达”的过程，即，通过“无所得”的功夫，最终获得对“道”的体认。近现代新儒家的分歧与困境，恰反映了这一路径在现代语境中的艰难探索。唯有重建“本体与功夫”的互摄关系，使知识之知面向于德性之知的体悟，才能真正实现“文而化之”的目标。
【作者简介】唐浩，字：金石，号：沐阳，兖州人。致力于文理双修，探索儒家哲学融入规划建设领域，传统文化研究与工科融合探索，曾受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正式邀请进行学术访问并作讲座（2015）。住建部建筑业企业资质评审专家，中国建筑节能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研究专业委员，全国绿色社区产业智库专家，国家注册规划师，中施企协企业文化建设专家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