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美术馆”展开艺术乡村建设的生动探索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乡村美术馆正在成为一支生力军。这不仅指创造一个艺术的中心体，还强调艺术进入人们生活的场景。

在中国城乡的命题中，农村离不开城市形态。因此，城市的美术馆也将成为农村的目标。在农村建美术馆意味着什么？这个空间应该如何呈现对乡村的理解并发掘其更多的功能？这些可能反映了在农村建设的不可替代的意义。

正如当代美术馆的崛起是由艺术家在各大城市持续不断的艺术活动推动的一样，乡村美术馆也是——位艺术家、策展人和美术院校在“建设艺术村”过程中的努力，是近年来乡村美术馆崛起的直接力量。至少在意愿上，艺术家不仅要通过艺术的乡村建设将当代艺术搬到乡村，还需要一个固定的空间作为实践过程中的仪式性回顾，因为美术馆是艺术作品凝聚的地方。当然，从理论上讲，乡村美术馆也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地方性和文化创新的特殊性，在生活记忆、民俗与当代艺术、艺术家与村民的对话之间形成张力和体验，从而形成社会实验和学术讨论的空间。

虽然农村的条件无法与城市相比，但位于农村的美术馆有时有些不典型，因为它们太简陋了。比如贵州省桐梓县的美术合作社，广州从化村的袁美术馆，西北老家石碣子的办的石碣子美术馆，以及10年前的13位村民，都有一个共同点：一开始并不想组建美术馆，而是在艺术理论上用参与式的方法在乡村实践当代艺术。大都市周边地区的乡村美术馆可能设施更优越，比如位于上海青浦区镇的柯美术馆。计划中的展览可以以艺术家为主体，抹去许多城乡二元模式。但总的来说，乡村美术馆来自于对当代艺术的反思，甚至是对白盒中心主义的批判(注：美术馆的建筑空间通常被称为“白盒”，简洁、封闭、整洁，墙壁被当作白墙来突出艺术作品，展厅依靠灯光来突出作品)。虽然因地域条件不同而有所不同，但艺术家们正在努力的一件事是通过艺术搭建一座与村民交流的桥梁。

关于乡村美术馆和艺术村建设的讨论，往往被卡在“谁的国家”、“谁的空间”等问题上。其实，类似于国家要钢琴还是当代艺术的问题，实践证明答案是肯定的，就像村民的诉求明显被贴上城市人甚至中心城市人的标签一样，所以在文化服务方面，村民当然需要像城市人一样享受高层次文化的权利。尤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难以改变的情况下，文化和艺术可以作为移动内容在城乡之间流动，“打造艺术村”正在做出这样的努力，甚至我觉得这个概念不妨更新为“打造艺术村”。从文化自觉到文化创新，也是乡村文化的目标。这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民俗，即乡村记忆可以博物馆化，乡村文化也应该在美术馆的动态推广中展现其优势，使乡村资源得到积极发挥。因此，对于艺术家来说，乡村美术馆不仅希望把艺术和文化送到乡村，还希望通过美术馆作为跨学科场所的艺术活动，把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引进乡村。

比如今年4月十字美术馆开馆后，就有了社会学艺术节的跨村论坛。从1989年费孝通提出的“富起来怎么办”这个问题开始，社会学教授们参与讨论乡村话题。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艺术扫清障碍，理论跟上的效果。因为艺术在乡村美术馆展出，或者艺术家直接居住在乡村邀请村民参与，甚至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方式就是以艺术本身为媒介，提供多方联结的可能，从而改变了以往艺术家工作室创作美术馆展览的模式，变成艺术家和村民共同参与。而且，在社会场景中，以艺术为互动媒介的艺术形式变得更具挑战性，它会因主体之间的位置和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甚至倒置。乡村美术馆除了定期举办展览和讲座，还将以新艺术推动乡村社区的形成，让参与式艺术进入新阶段。

这种艺术，无论是在乡村美术馆内完成的——通常在展出的作品中包含村民的帮助，还是在乡村美术馆外形成的——通常以美术馆为连接村民的艺术媒介，从“参与式艺术”(艺术被设定为参与作品的形成)到“动员式艺术”(艺术被设定为社会动员自身形成共同体)， 这是乡村美术馆价值的体现，远远超出了美术馆一般的概念，这样一个位于田野间的美术馆所带来的人流，包括当地的村民和被美术馆吸引的城市里的人，都可以在这样的场景中接触和交流，形成了比城市社区更广阔的社区属性。 对于乡村来说，通过乡村美术馆使文化创新成为可能，即过去村里把村头的大树作为小社区，把祠堂作为传统学科的场所，而现在有可能把美术馆作为大社区来启迪未来的精神空间。他们对艺术社会学的不同要求，将直接导致艺术社会学的转向，即从在艺术中做社会学研究转向让社会成为艺术本身的作品，而这样的艺术研究更注重如何发现、挪用和创造这些事件，而作品本身却在社会中。

前不久，连续三个月在浙江省三门县杜衡镇大东湖村举办的“社会学艺术节”让人们看到了社会学与艺术的巧合，比如渡江美术馆前原本有一条大河沉木，但一台大吊车无法开到它那里挪用空间位置。于是，100位老村民把大箱子抬到了一个固定的位置，作为美术馆的镇馆之宝。现在不仅仅是一块木头，还包含着搬运大树干时的机械体验和村民的愿望。一开始，艺术家只是在美术馆的另一件作品《背影花园》中设计了一个拱门方案，然后发现村民们用两边的竹片精巧地实施了这个方案。至于如何在视觉上呈现这个竹拱门，村民们显然花了一些时间，很好地完成了第二次创作，包括用当地山涧里的大石头切割石头作为雕塑材料，以及在田野里。

横渡美术馆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被计划和实施的，就在横渡的一片山田间，建筑体标志着时尚与乡村利用的有效结合。这不是一个白盒子的封闭空间，而是通过玻璃墙体与部分厅顶部与外部景观连成一片，通过建筑体与建筑体中间的半露天过道多边形组合，让小建筑体有迂回的虚实空间的心理扩大化对应，从而使整个建筑体通透了出来并很有必要地放大了美术馆结合农业的可休闲属性。该馆的开馆展是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耿敬教授策划的“费孝通：富了怎么办”图片展和“我眼中的乡村美好生活：村民手机摄影展”，尽管展览内墙和照明不符合美术馆要求，馆外的景观设计也太过低端，甚至破坏了美术馆周围艺术家驻地创作的雕塑与装置，但这类问题只能有待于今后的改变了，乡村美术馆毕竟还在路上。

当然，从理论上讲，乡村美术馆是一个临时的说法，它因地制宜地产生；从内容和馆内硬件来说，它的前方应当与城市中专业美术馆的要求一样，比如位于纽约州边上Beacon小镇的迪亚博物馆陈列的1960年代以来的极少主义作品，位于法国东部索恩地区的柯布西耶的郎香教堂等等；从文化传播功能上来讲，理想的乡村美术馆也应联接乡村与城市，将历史文脉与当下人文精神产生互文性，特别是在当下中国乡土社会唤醒审美自觉和体现文化平等，所以，以乡村美术馆为切口的艺术乡建，其社会实践现场比一个美术馆有着更大的场域，是新时代基层治理中值得生动探索的一部分。当艺术社区成为艺术家们的实践空间时，社会现场好似成了美术馆，这一新型的存在方式，让人们感知：艺术不是高冷的，而是切切实实可以温润生活、提升幸福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