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趋势明显
当前，年轻一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最主要因素。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至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走低，2021年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而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女性现有子女数由2019年的1.63下降到2022年的1.19。女性终身无孩率快速上升，2015年为6.1%，2020年接近10%。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王培安：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日本、新加坡等国从上世纪就开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但2020年生育水平还分别处于1.3、1.1的极低水平。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育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
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家庭建设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建议，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引领作用，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落实年休假制度，逐步调整缩短工作时间，推行弹性工作制，给家庭生活和休闲旅游更多支持。大力发展家政、养老、托幼托育产业，不断为家庭建设赋能增效。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持续提高出生人口素质。
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 王培安：将家庭视为公共政策的基本单位，在城镇化、户籍改革、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住房、税收等领域的政策创制中，充分体现保护婚姻家庭、鼓励家庭成员团聚的导向。比如，在住房改革、农民工市民化等政策中，都应充分体现维护家庭婚姻稳固、促进家庭成员团聚的政策导向；又比如，以家庭户为单位制定税收优惠措施，将家庭规模与结构作为公共消费品价格制定依据；再比如，在社会保险，特别是医疗保险政策中考虑家庭需求，允许部分保险在家庭成员之间适度转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