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条新法规，对于不堪忍受过度抢救之苦的临终患者，是一大福音。人之将死，个人意愿既难以表达，更难得到尊重。尤其当各种导管插进患者身体后，患者说话交流的机会丧失，想表达想法几乎不可能，即使因过度抢救导致患者十分痛苦，也只能被动忍受，直到生命结束。
但有了生前预嘱则不同，临终抢救是否采取插管、心肺复苏等创伤性抢救措施，是否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等，患者均可事先自主做好安排。而且，这种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不必担心医生和家属会随意更改。长期困扰临终患者家属的一道难题，也有望从此得到化解。
尤其对于老年患者的子女及其他亲人而言，尽管患者已处于弥留之际，若不“尽力抢救”，对己怕留下遗憾，将来自责“是我害了老人”；对外则担心留下把柄，怕人说不孝、舍不得花钱。倘若老人有多个子女，主张“放弃抢救”的子女，还可能受到其他子女的指责。
在这些传统观念、社会舆论的压力下，明知任何医疗措施都已经不可能逆转病情，仍然“不到最后决不放弃”，就成为普遍现象。在此过程中进行的过度用药、检查，甚至过度抢救等，不仅加重了自身经济负担，也给患者带去痛苦，对医疗资源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浪费。
有了生前预嘱，相关决定来自患者本人，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家属便可以不再面临这种两难选择。同时也给医生吃上了一颗定心丸。
此前，民间也在大力推广生前预嘱，比如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在业界就广为人知，其相关网站推出的“我的五个愿望”，国内已经有5万多人填写。
但这种民间倡导不具法律效力，一旦患者亲属对此有异议，医疗机构及医生就可能面临民事侵权索赔，或者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让医生不敢做决定。也因此，当患者生命垂危之际，医院仍秉着救死扶伤的医学精神，对其进行无谓抢救的情况，并不罕见。
通过立法，生前预嘱具有法律效力后，医生在法律框架下做出选择，将不再顾虑重重。
而这个过程，也是一个从制度层面推动传统观念转变的过程。有时候，不惜代价的抢救，并非是患者所乐见的，也不是对生命尊严的最好保护，更不应以此站在道德高地，评判患者子女及医院、医生的选择。
以此而论，深圳率先在全国建立“生前预嘱制度”，其在“临终决定权”上的观念引导和制度探索价值不应小觑。
建立生前预嘱制度，通过立法赋予患者临终抢救决定权，给患有医学上抢救治疗无望疾病的老人带来安宁，使他们的离世从“生死两相憾”变成“生死两相安”。
也要看到，生前预嘱的完善和普及，在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生前预嘱涉及诸多法律和医学专业概念，患者理解有难度，签署生前预嘱前，要为患者提供专业的指导与服务。包括创伤性抢救是否值得实施、损害与收益如何评估等，也要完善操作规范，使之有章可循。
此外，生前预嘱入法，也要避免被恶意利用，比如临终抢救的医疗开支很大，要谨防健康商业保险夸大生前预嘱的作用等。
尽管生前预嘱首次入法，规则未必成熟，但深圳在此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探索，必然会日益累积经验，为我国普及生前预嘱开创一个科学模式，最终让每位患者都有权选择自己的临终抢救方式，能够从容和有尊严地离世。
